概述：
中国的学者探讨服务贸易是从90年代开始的。最早的代表者可能是汪尧田、周汉民教授。他们就服务贸易念曾经明确指出：“国际服务贸易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符合于严格服务定义的直接服务输出与输入活动。而广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劳动力的输出输入，也包括无形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的交易活动，如卫星传送与传播、专利技术贸易等” 服务贸易的概念不仅仅是学者们专门讨论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性和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服务贸易的概念一直是各国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谈判的初期，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服务贸易仅仅指越境服务贸易，即不涉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物理接近才能发生的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上处于劣势地位，担心如果服务贸易和范围过宽会增加本国贸易自由化的负担，给国内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把服务贸易的定义过窄，明显不符合服务贸易的现实，因此遭到了发达国家的反对。发达国家出于扩大本国在服务贸易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上的绝对优势的目的，强烈要求把涉及生产要素流动的服务贸易也包括在内，甚至把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在服务贸易之内。

双方的观点严重对立，长期相持不下。为了打破僵局，印度曾经提出定义国际服务贸易的4个标准，即服务和支付的过境流动；目的的具体性；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1988年的蒙特利尔会议接受了印度的意见，既肯定服务贸易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但同时又明确规定，只有生产要素的流动目的明确、交易不连续和持续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才能视为服务贸易。这就明确把国际直接投资和移民排除在服务贸易的范畴之外。

最终，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定义为：
(1)从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提供服务；
(2)在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消费者提供服务；
(3)一缔约方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的商业存在而提供服务；
(4)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
显然，这一定义是和巴格瓦蒂等学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